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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闐文是一種源出于印度婆羅米字母芨多王朝字體的音節(jié)文字,因發(fā)現(xiàn)于中國新疆于闐地區(qū)而得名。于闐文稱于闐為瞿薩旦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說瞿薩旦那“唐言地乳”,又說此國“儀形有禮,風(fēng)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這是關(guān)于于闐文的最早記述。于闐文所記錄的語言今稱于闐語,亦稱于闐塞語。此外,尚有北雅利安語、東伊朗語、印度斯基泰語等名稱。于闐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東南語組,蘇聯(lián)和阿富汗邊境的瓦罕走廊有一種語言稱瓦罕語,與于闐語有很多的共同點。
中國史籍關(guān)于塞種的記載較少,《漢書。烏孫傳》謂“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后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稄V弘明集》卷第七收錄荀濟的“論佛表”引《漢書,西域傳》說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今本《漢書》則無此文。若后說可信,塞種往蔥嶺南奔則必經(jīng)于闐,從此占居于闐地區(qū)是可能的。19世紀末,俄、英駐喀什地區(qū)領(lǐng)事官彼得洛夫斯基和馬繼業(yè)最先在和闐地區(qū)獲得于闐文文獻,其后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等人又先后在和闐和敦煌地區(qū)取走大量于闐文佛典和文書。在古代于闐地區(qū),還曾大量發(fā)現(xiàn)漢字-佉盧字并用的“漢佉二體錢”(一稱“和闐馬錢”),以及譯自巴利文的佉盧字《法句經(jīng)》,都屬于公元2世紀。斯坦因在尼雅發(fā)現(xiàn)用佉盧字寫的賣駝文契,年代屬于公元3世紀。于闐文文獻的所屬年代晚于佉盧字,約當公元5-10世紀。由此可見,最早在古代于闐通行的是佉盧字和漢文,其后才是于闐文,而且也是與漢文并用。
于闐文來源于印度婆羅米字,所以也是音節(jié)文字。于闐文的字形與印度芨多王朝的婆羅米字相近,可能早在4世紀后者就已傳入于闐地區(qū)。同印度婆羅米字一樣,于闐文也是采用附加符號表示元音。于闐文合體字也很多,如tra、rta之類。
根據(jù)于闐文書來看,古代于闐也采用生肖紀年,其年號類似漢制。例如“同慶”、“天尊”、“中興”、“天興”、“天壽”之類,可知其時于闐深受漢文化影響。
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于闐文書,有著名的“鋼和泰藏卷”(因原件為鋼和泰所獲而得名)。一面為于闐文,另一面為古藏文。于闐文共73行,1—51行的內(nèi)容為于闐使臣所寫沙州行記,記述沿途附近城鎮(zhèn)和村落,以及在沙州佛寺施財建塔、裝飾金身的情況。此文書三處提到visa sambhava十四年,兩處提到十四年即雞年,且稱其王為獅子王。學(xué)者遂據(jù)此判斷此王為李圣天。這件文書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可以說明于闐在李圣天統(tǒng)治時期尚通行于闐語,其居民主體仍為塞種,尚未伊斯蘭化。
此外,重要的于闌文書還有《七王子伴使致于闐王奏報》、《七王子致于闐王書》(Ch00269)、《使臣奏甘州突厥動亂》(P2741)、《使臣致于闐王奏報》(P2790)。這三種文書現(xiàn)藏巴黎。Ch00269的前一部分即兩位于闐使臣報告伴送七位王子的經(jīng)過。他們奉于闐王之命,于牛年伴送七位王子前往天朝進貢,中途遭云部搶掠。被迫步行到沙州,適值甘州可汗被殺,新立特勤尚幼,亂事未平,故未能通過甘州而不得不繞道前進。文書后一部分即七王子致于闐王書信,報告在沙州受困和到達朔方情況。P2741則為于闐使臣奏報到甘州要求借道前往天朝通聘的經(jīng)過。其中還提到有3位天朝使臣偕同于闐貢使13人到達沙州,攜帶向天朝進貢的寶玉600斤。據(jù)此可知當時于闐對天朝即宋朝有納貢關(guān)系,其遣使入貢時代當在宋端拱二年即于闐天興四年(989年)左右。還有P2790和P2958兩件文書涉及甘州亂事。原件均藏巴黎。前者報告在沙州、甘州受阻情況,后者則為甘州新汗致書于闐新王要求恢復(fù)舊好。信中稱于闐王為“金汗”,稱于闐為“大寶金地”。此信暗示蛇年之際甘州新汗登極,于闐則老王退位、新王繼位。其事發(fā)生在10世紀之末或11世紀之初,可能就在宋景德二年(1005年)。此后不久,于闐便為穆斯林攻占,尉遲王系遂絕。
P2958還有兩封信件是《朔方王子致于闐王書》、《朔方王子稟母書》。兩者內(nèi)容基本相同,均涉及通報向于闐王贈送絲綢二百匹。信中亦涉及在甘州被扣的于闐使臣卡巴斯他戛,故文書年代與前述三件相關(guān)文書相同。于闐王遣使伴送的七王子,可能就是朔方王子。
還有一件用于闐文、漢文書寫的牒狀Hedin24甚有價值。此件為瑞典斯文赫定所得,內(nèi)容為通報防備劫掠,命“將人畜一切盡收入坎城”。于闐文“坎城”作Phema,然則莫高窟第47窟南壁題記有“于闐媲摩城中琱枟瑞象”,西壁又有“于闐坎城瑞象”,似此兩城并非一地。這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此外還有ChⅠ0025(于闐—伽濕彌羅行程)、P5538a(于闐王致曹元忠書),P2787(迦膩色迦傳)、ChⅡ002(醫(yī)藥書)、P2892(醫(yī)藥書)等文獻,都對探討于闐的歷史和文化有相當價值。
已發(fā)現(xiàn)的于闐文獻以佛經(jīng)為多,這反映了于闐佛教之盛。著名的佛經(jīng)有《金光明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金剛般若經(jīng)》、《理趣般若波羅密多經(jīng)》、《佛說無量壽經(jīng)》、《僧伽陀經(jīng)》、《維摩詰經(jīng)》、《首楞嚴三昧經(jīng)》、《現(xiàn)在賢劫千佛名經(jīng)》等等。研究這些佛經(jīng)有助于明了于闐史、佛經(jīng)版本流傳史。例如《現(xiàn)在賢劫千佛名經(jīng)》的于闐文本,就與傳世兩種漢文譯本不同,從個別佛名的譯稱看來,與契丹藏本頗為相近。
于闐文文獻多為外國探險家所得,分藏于倫敦大英博物館、英聯(lián)邦事務(wù)部圖書館、新德里國家博物館(斯坦因所得)、蘇聯(lián)科學(xué)院東方學(xué)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彼得洛夫斯基所得)、巴黎國家圖書館(伯希和所得)、斯德哥爾摩人種博物館(斯文赫定所得),西柏林國家圖書館、東柏林古代史和考古學(xué)研究所、不來梅海外博物館(格倫威德爾、勒柯克、特林克勒等所得)、哈佛大學(xué)、耶魯大學(xué)(亨廷頓所得)、龍谷大學(xué)(桔瑞超所得)。最先研究于闐文獻的是德國梵文學(xué)家霍恩勒,他在1910年首次發(fā)現(xiàn)了馬繼業(yè)等人在新疆所獲文卷。此后的研究者則有德國洛伊曼、挪威柯諾、英國貝利等學(xué)者。貝利教授潛心研究于闐文獻40余年。他從1945年起就將各國所藏大部分子闐文文獻轉(zhuǎn)寫發(fā)表,原件亦陸續(xù)影印刊布。所發(fā)表的著作有:《于闐文文獻》、( KT)六冊(1945-1967年),《于闐文佛教文獻》(KBT)一冊(1951年),影印原件《塞克文獻》六冊(1960-1973年)、《于闐文抄本》一冊(1938年),《塞克文獻譯釋》一冊(1968年),《塞語字典》一冊(1979年)。其弟子厄麥里克著有《于廁文文獻指南》(1979年),簡述于闐文獻研究概況。在中國,則有岑仲勉、黃盛璋、張廣達、榮新江等研究于闐文獻所涉及的歷史地理問題。黃振華曾據(jù)于闐文原件對照漢文本釋譯《現(xiàn)在賢劫千佛名經(jīng)》(《敦煌吐魯番文集》,1988年)。
于闐文《迦膩色迦傳記》
參考資料: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