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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克騰格里，為新疆巴音布魯克蒙古族信仰與文化象征的最高體現(xiàn)，意為：青天。
只有巴音布魯克，才能用“風絞雪”這樣一個純本地概念，來描述風暴驅(qū)動雪塵彌漫天地的情景。相隔十數(shù)年，再赴巴音布魯克，出乎意料的讓我一下難以適應(yīng)——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風絞雪”：雪暴的面積很大，原本可以透視的曠野被雪塵密集填塞，成為無邊無際的由兩座相抵的龐大山體展開在一片遼闊原野來容納的一種物態(tài)懸置在天地間。只有在邊緣，才能看到滾動的雪塵如水漫流，幾米外的樹、電桿和遠處的山都被遮蔽了……
據(jù)說，此種境遇常有不測。每遇“風絞雪”，巴音布魯克人馬都不會貿(mào)然上路。在巴音布魯克蒙古人看來，一切自然現(xiàn)象——尤其類似于“風絞雪”，無不為天啟。因為人的眼睛、耳朵和心靈，現(xiàn)在已喪失了原本與天地隱秘本質(zhì)溝通、對應(yīng)的能力。
很多年前，由伊犁河谷經(jīng)天山中道，我曾站在巴音布魯克的西部邊緣長久瞭望。那時候，巴音布魯克的草深沒膝，有風吹過，會看到草浪依風低伏，一直蕩去天邊。從鞏乃斯林地以下，東抵巴倫臺山谷，大約200多公里；南北貫穿的獨（山子）—庫（車）公路超過500公里，這樣一片闊地，夏季都被綠草覆蓋。作為新疆最大的草原綠地，巴音布魯克宛如一塊碧綠的翠玉，嵌在大片粗礪與愴涼之間，讓人不禁匪夷所思：
面貌一致的草原，一色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子孫，地理與人文高度統(tǒng)一。
其實，還有另一種更為遼闊的背景呼應(yīng)：
塔里木盆地是古往今來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有人將其更詳盡地描述為集探險、朝圣和商貿(mào)諸功能為一體的大通道，通道連接的是數(shù)千年繁紜復雜的文明交匯；
準格爾盆地由絲綢之路的天山北道與歐亞草原的東方大通道繞盆地南北邊緣緩緩劃過，阿勒泰的黃金最遠曾抵達兩河流域和阿拉伯灣；
夾在上述兩大通道網(wǎng)束中間的，是穿過巴音布魯克草原的天山中道。兩千年的“天馬之路”和由久遠延續(xù)至今的游牧大通道，由西向東綿延近1500公里，其間被發(fā)現(xiàn)的多處巖畫，無一不在表達遠古人類對自然的禮贊與膜拜。
在上述這樣一個廣闊而內(nèi)涵駁雜的文明拼圖中，巴音布魯克草原以她完整的大片綠色，成為這張文明網(wǎng)中的一個銜接點。
遙想當年，蒙古鐵蹄踏過，最終建立橫跨歐亞的帝國版圖達3300萬平方公里（另一說4400萬平方公里），古今中外，無可比擬。與遙遠的先祖相比，今天的蒙古族子孫，還有哪些相似或不似之處呢？
我首先到訪的是達楞達坂一帶。接待我的主人卡瑪儀表堂堂，60多歲還在照料自家的畜群。老人沒有興趣放羊，每天吆著100多匹馬和300頭牦牛在日月間往復。一望無際的雪原，把暴烈的馬群和野性難馴的牦牛吆往一個地方或再吆回去，騎馬的強度與奔跑的頻率遠不是他這個年紀的人所能駕馭的了。但老人不這么想，他不愿意在和靜縣城的暖氣房子里喝茶陪孫子們，而更愿意在他的馬背上，每天奔波在雪原上。
最初，我就是在卡瑪老人馬鞍的一側(cè)看到了吊掛的幾圈繩索。當時，我不知道那就是巴音布魯克著名的套馬索，不知道在世界上如今蒙古人所在的地方只有巴音布魯克還在用套馬索，也不知道套馬索之于巴音布魯克蒙古人具有的種種象征性意義。
不過，我最終還是離開了達楞達坂，離開了卡瑪老人——至今，仍覺得欠老人一個說明。
達楞達坂一帶，現(xiàn)在已很難見到蒙古包了。牧民住的房子有土坯房、石頭房、磚混房，最夸張的是彩鋼房和一次性澆筑成型的水泥抗震房，看不出與草原的任何內(nèi)在聯(lián)系。另一個原因，達楞達坂一帶的牧民牛羊多，卡瑪老人那樣擁有大畜群的不在少數(shù)，他們多已遷居縣城，各家也都雇了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和原本務(wù)農(nóng)的維吾爾族代牧，已沒有多少人還愿意每天在草原上喝奶茶。蒙古族原有的家居概念和社區(qū)不復存在，找個酒友或參加草原一年一度的祭敖包，已屬奢侈。
經(jīng)兩位好友介紹，我來到了巴音布魯克傳統(tǒng)說法的“二鄉(xiāng)”——巴音郭楞鄉(xiāng)，最終選擇了奎克烏蘇村。我所在人家的男主人公叫彭才，3個兒子都在家隨父親放牧，是個比較傳統(tǒng)的蒙古族大家庭。剛到彭才家的時候，他們一家人住在春牧場，除不大的擠了三張床的一間土坯房，相距二三十步外就是一架氈包。顯然氈包有些年景了，拼接起來的純毛氈片盡是被雨雪多年浸濕流淌的水紋，與如今“世界自然遺產(chǎn)——巴音布魯克風景區(qū)”夏季遍野的化纖布的旅游氈包不是一回事。
搬進城里之后，蒙古人多種擇業(yè)的可能和他們遠離草原以后的種種行為，很難與數(shù)千年蒙古人的歷史形象與定位相符。彭才一家的狀態(tài)與所用的氈包，讓我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氈包和類似于氈包的種種信息，都在給你描述一種安適、踏實、畜糞煙火繚繞的氛圍。
彭才和他的兒子們，每天早晨都會把數(shù)十匹馬從草場吆進馬棚或羊圈，抓好馬備鞍，然后騎上馬再去吆牛吆羊群。這時候，離不開的就是套馬索。彭才和3個兒子都是高手，把馬群吆起來，揮動套馬索，跑動中追著馬群把套馬索拋出去，奔跑中的馬就會被猛然勒住，很難掙脫。我發(fā)現(xiàn)套馬索的使用很普遍，套牦牛、黃牛，最夸張的就是他們抓一只羊，也會拎著套馬索甩出去。
我看了看彭才家的套馬索，大拇指粗，有高山專業(yè)登山索的硬度和韌性。真正的牧人，隨手攥根牦牛毛繩、麻繩或哪怕一條軍用背包帶，也能得心應(yīng)手。帶著套馬索，說明在巴音布魯克出入的環(huán)境離不開畜群。同時，也是一個牧人一身本事的證明?？梢哉f，套馬索已是巴音布魯克男人們的另一個身份證。
不過，初入彭才家，尚有不少事讓人費解。
每日兩餐或三餐，或者隨意幾片包爾茨克（用雙面鐵鍋烤制的大餅）喝茶，無論來客長幼或身份，第一碗茶或第一碗飯一定不是給客人的，而是給主人的，這與我通常熟悉的新疆其他草原民族不一樣。我?guī)状慰戳伺聿乓患业谋砬?，沒有誰不舒服，唯有我一下子不適應(yīng)。實際上，經(jīng)過漫長的戰(zhàn)爭年代，喝茶喝酒，蒙古人都在用這種方式表示對客人最大的敬意與誠意。自家嘗試之后再奉獻客人，即使有意外，客人也可無憂，由此形成傳統(tǒng)。
再后來，我發(fā)現(xiàn)第一碗茶飯的寓意更為復雜。極突出的一點，是第一碗茶或飯在家庭等級秩序的建立與認可中所暗示的豐富含義。
一般而言，家里每天、每餐的第一碗茶或飯，一定是給男主人彭才的，這是他家未置可否的本源與出發(fā)點。但后來，我又發(fā)現(xiàn)女主人才才每次茶飯的第一個對象不是彭才，而是二兒子才熱。
在彭才家的4個孩子中，為了哥哥、弟妹能夠順利上學，才熱自小隨父親放羊，連進城看一眼的機會都不多。每年牧場數(shù)季，轉(zhuǎn)場或守著羊群風雪無阻，別人能離開，唯才熱離不開半步。據(jù)說，在草原上，每一家差不多都會有才熱這樣一個孩子，為全家作出怎么估量都不過分的犧牲。
如果長子達米仁加甫在場，情況就有些復雜。女主人會把第一碗茶或飯給彭才，后來更多地再給長子。這個過程悄然發(fā)生，只是后來變得更明確、更肯定。
在巴音布魯克草原，彭才和他老婆應(yīng)是最普通不過的一對夫婦，妻子才才身高不足一點五米，佝僂的腰背會使她的實際身高更低，但4個孩子個個出眾。
與蒙古族小伙子通常的圓扁臉不同，長子達米仁加甫秀氣得堪稱英俊。高中畢業(yè)前后，他離家外出隨車跑運輸，給人蓋房子當小工，在酒店當行李員，去啤酒廠做包裝工……有著同齡孩子少有的閱歷。家里挖井、牲畜轉(zhuǎn)場及每年的牲畜買賣，這些大事已開始由達米仁加甫決定。自此，更多草原本色的父親漸已走向年邁，長子開始在各個方面頂替家庭主人的角色——從一年米面油的購進、添置其它必需品，到誰買什么衣服。
草原年復一年，兒子最終會在方方面面全面取代父親。而在彭才家，這個戲碼從開始經(jīng)過高潮長達數(shù)年，到我在場的時候已近尾聲，雙方只是一下不適應(yīng)。至此，只要長子達米仁加甫在場，媽媽的第一碗茶或第一碗飯，一定是遞給他的。或早或晚喝茶、吃飯，彭才已在慢慢適應(yīng)。這是蒙古族久遠之前延續(xù)至今的草原法則，總在以最大、最強的優(yōu)勢組合保證最合理、最有利的選擇與方式，與新疆其他草原民族的長老體系和以長老為核心建立的家族等級秩序極為不同。
巴音布魯克蒙古族牧民的宗教概念，亦如他們所在的草原一樣廣大無邊，充滿模糊與不確定，讓人一下難觸邊際。
彭才家每次轉(zhuǎn)場搬遷，都會小心放好紅色合成革皮的一個小箱子。氈包架起來，最緊要的就是打開箱子取出一面鏡框擺放在氈房正中，鏡框之上會搭一條黃色哈達，鏡前擺放一只銅制酥油盅。鏡中并嵌兩幅畫像，左為佛祖釋迦摩尼，右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創(chuàng)始人宗喀巴。我注意到，畫像所擺方向極不確定。沒有哪個方向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一般架氈包會依據(jù)地勢之便而定。
每天早晨起來，女主人才才的第一舀水、第一碗茶或飯，盛宴的第一塊肉，一般都會擺放在鏡框之前。隨后，她會出門把水或茶潑向天地各一半。不過，這些每天的例行儀式不是很嚴格，因為忙或其他什么狀況完全會不做，亦如鏡框前的酥油燈時亮時不亮。再就是前后的次序，敬天地與敬佛祖，非常不確定哪個在前或在后。
在新疆，諸如帕米爾高原、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或巴音布魯克，極度嚴苛的生存環(huán)境常會使宗教信條的尺度適度放松?；蛘撸x擇相對寬松的戒律以適應(yīng)環(huán)境。更深層的原因，適宜一種環(huán)境或傳統(tǒng)超過千年以上的民族，基于原有基礎(chǔ)形成的認識并不會隨著變遷而消失，對新介入的文化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前提與參照，巨大的牽引力常會使新介入的文化發(fā)生或大或小的改變，甚至完全變形。
蒙古族逐水草生息的游牧歷史，決定了他們對自然始終保持著最敏感的心靈感應(yīng)。對以“騰格里”或“奎克騰格里”為代表的諸多自然神的崇拜，成為他們信仰的底色。最關(guān)鍵的還有，蒙古族天似穹廬、風吹草低的環(huán)境與游牧方式從未改變。接受藏傳佛教之后，格魯派的天地觀念及達觀的處世態(tài)度被普遍接受，融為一體。所以，巴音布魯克蒙古族的宗教構(gòu)成不能視作“二元構(gòu)成”，而是原有自然崇拜（包括后來的薩滿教）與藏傳佛教的銜接融合。在蒙古族的生活中，最明顯的是寺廟的出現(xiàn)和喇嘛的無處不在?；閱蚀笫录澳旯?jié)慶典，喇嘛的誦經(jīng)聲和喇嘛行為貫穿的環(huán)節(jié)必不可少。巴音布魯克信眾禮佛拜寺已是傳統(tǒng)，大壽或發(fā)大財?shù)倪€愿會點亮一千盞酥油燈，誦經(jīng)達一日或三日。
夏季之后，在轉(zhuǎn)往冬前牧場之前，長子達米仁加甫賣了200只當年的羊羔，而后請了他的一位發(fā)小喇嘛來家里誦經(jīng)還愿。整個過程完全是佛事程序，表達的動機有牧收的報償，有被眷顧的感恩，有為一家人的祈福，有為來年的祈愿……這個中間，你很難區(qū)分哪一部分是純宗教的表達，哪一部分是天愿與人意感應(yīng)，哪一部分受惠于蒙古族數(shù)千年甚至更久的天地神靈，哪一部分為佛光普照……一切都在、都是，又無法確指或截然分割。
通過整個儀式，氈房內(nèi)的一切物品都被加持。伴隨著喇嘛的誦經(jīng)，家里挑出來的一匹馬、一頭牦牛和一只羊同被祈福。三頭牲畜都被淋灑了酥油，頭上綁了紅色、黃色或綠色的布條，成為放生牲畜。這個環(huán)節(jié)，無疑強化了巴音布魯克蒙古族所在的游牧環(huán)境。牛馬豐盛的動機是蒙古族由來已久、最為古老的認知基礎(chǔ)，只是用了喇嘛教的方式來表達。
與蒙古族所在的區(qū)域相同，在巴音布魯克草原，讓飲者和旁觀的人都極為混亂的就是酒。酒，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貴客上門，每有大事或大典，酒不能缺。主人向客人敬酒，一般先后兩杯。接酒的人頌詠贊詞，敬天敬地敬主人，酒成為表達極致的最高形式。或者說，是實現(xiàn)終極表達的最高形式。如此，所有的祭典與儀式，酒都被廣泛使用。
在久遠的草原游牧年代，酒的神圣性源自祭天的需要。那時候，酒是經(jīng)過復雜蒸餾過程的奶酒，珍貴且數(shù)量極為有限，以此表達對上天主宰“騰格里”的崇高敬意——這是草原游牧生活所可能有的最極致的表達形式。此種語境之中，酒的分享意味著被加持、被祝福和崇高的榮耀，后來工業(yè)化生產(chǎn)的烈酒隨處可售，多少已使這種古老的動機漸被改變。
問題是，酒的致幻作用或通過酒所完成的巨大釋放，包不包括在酒的“神圣性”之中呢？
春季的草場，草色和人相互間的往來相對荒涼。彭才4兄弟中的小弟卡邁和媳婦夢根才斯爾的兒子圖夢巴依爾剛滿3歲，迎來剪發(fā)禮。我隨彭才夫婦及長子達米仁加甫一家前往，見識了蒙古人之于烈酒的淵源與劫數(shù)。在類似的活動與場景中，達米仁加甫已然是彭才家族最具代表性的符號。
蒙古族中，孩子滿月或周歲，多是受外來影響才逐漸被重視。實際上，在蒙古族文化中，人生的第一大禮儀是剪發(fā)禮。在此之前，男孩兒、女孩兒的毛發(fā)自胎生不變。所以，在外貌上，草原所有3歲以前的孩子看不出性別。剪發(fā)之后，女孩兒梳辮，男孩兒剃頭，兩性角色由此被區(qū)分被確定。孩子的外公送了一匹馬作為賀禮，其他人送什么的都有，活羊、玩具、衣服、食品……
主人家自備和客人們送的最多的是酒。顯然，不是給孩子的，而是給所有參加剪發(fā)禮客人的。在所有蒙古族的儀式中，所有的環(huán)節(jié)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差異，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酒的不可或缺，以致所有的儀式都成了理由，而酒則成了目的。
草原的盛會，儀式的逐一推進相對粗糙，只有剪發(fā)環(huán)節(jié)稍有間隙，每人奉送幾十、數(shù)百元的禮金，然后揪住孩子的一撮頭發(fā)剪掉。頭發(fā)自出生第一次被剪掉，孩子的哭聲近于毫無節(jié)制的嚎叫。在此前后，持續(xù)不斷的就是敬酒或回敬，這一幕反復上演會持續(xù)一整天，甚至更久。
酒之前，與酒之后，蒙古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所有的豪情盡釋，所有內(nèi)心的隱秘被敞開，完全依著酒精烈度隨性而為?；蛘撸婆d酣達之后，不受常規(guī)束縛的性情釋放，心地的完全裸露正暗合某種玄機，成為日常生活狀態(tài)的一種參照與校正，讓蒙古人始終保持著與天地對應(yīng)的初心。
黔網(wǎng)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