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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的平民識字課。
晏陽初在定縣翟城村，毛驢是他固定的交通工具。資料圖片
1890年，晏陽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個師塾之家。雖然生在傳統(tǒng)的書香門弟，但他從小就在西方傳教士興辦的學堂里接受西式教育。11歲時，晏陽初接受洗禮，從此，平等、博愛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1913年，23歲的晏陽初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1916年，他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獲學士學位。1918年赴法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任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戰(zhàn)地服務干事。戰(zhàn)后，他到普林斯頓大學深造，192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在上?；浇糖嗄陼珖鴧f(xié)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開始了其獻身平民教育事業(yè)的傳奇一生。
從河北定州市區(qū)驅車向東，我們去看一棵近百歲的核桃樹。樹齡百年并不稀奇，讓這棵樹不同尋常的，是它的種植者——晏陽初，上世紀上半葉中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蜚聲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從1926年開始，懷揣耶魯與普林斯頓雙料常青藤大學文憑的晏陽初，與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別都市，來到河北定縣東亭鎮(zhèn)翟城村，開啟鄉(xiāng)村建設試驗。試驗持續(xù)11年，書寫了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鄉(xiāng)村建設試驗傳奇的一章。
在法國為華工服務，埋下理想的種子
晏陽初從事平民教育、鄉(xiāng)村建設的種子，萌發(fā)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法國。法國于1916年春從中國招募15萬余名勞工，到法國戰(zhàn)場后方各軍需廠做工。為了與勞工溝通，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一些學生響應號召，于大戰(zhàn)末期到法國的中國勞工營從事服務工作。
這些學生中，就有晏陽初。
當時的晏陽初，剛剛從耶魯大學畢業(yè)。在這所常青藤大學，他當選為華人協(xié)會會長，并成為耶魯唱詩班中第一位華人成員。
晏陽初于1918年6月抵達法國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國勞工，多來自華北，以山東為主。晏陽初與勞工們打成一片，在翻譯、傳達之余，向勞工們講述有關中國的動態(tài)和歐戰(zhàn)的狀況。
勞工們最需要的服務，是替他們寫家信。雖然信很簡單，只是報個平安，但每天晚上寫百余封信，還要代辦匯錢手續(xù)，工作量也很大。晏陽初決定嘗試教勞工們認字。
當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幾個勞工和晏陽初圍坐在一張飯桌旁。晏陽初的面前，放著一張小石板、一支石筆。他用石筆在石板上寫，幾個勞工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畫，“那種認真而誠摯的樣子，縱是鐵石心腸者，見了也會感動?！标剃柍鹾髞砘貞?。
勞工們認字的熱情很快被激發(fā)起來。4個月后，最早跟晏陽初識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寫家信了。晏陽初特意請來一位美軍將軍主持畢業(yè)典禮，35個中國勞工，一一從將軍手中領得一張畢業(yè)證書。
識字運動很快風靡法國的中國勞工中，同時也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教科書，二是日常讀物。晏陽初自己動手，從一本中文字典和國內寄來的報章中，選擇最常用的單字和復合詞，再加上中國勞工的通俗口語和平常家信習用的詞句，共約千余字，作為勞工識字的教材。
后來，晏陽初在國內推行平民教育，與專家們一起編寫《平民千字課》，發(fā)行數(shù)百萬冊，其基礎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時期。
根據社會學家陳達的研究，華工初到法國時，識字的僅有20%左右，1920年底，識字者增至38%左右。
為最貧苦的文盲同胞服務
在法國的經歷，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
從中國勞工身上，他有兩大發(fā)現(xiàn)：一是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與熱誠，他們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機會而已；二是士大夫階層對貧苦大眾的無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們；實際上，他們指點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陽初立志，回國后，不做官、不發(fā)財，把終身獻給勞苦大眾。
在1919年4月于巴黎舉辦的主題為“旅法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的討論會上，晏陽初提出“平民教育運動”的議案。
1919年6月，晏陽初重返美國，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獎學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碩士學位，并當選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會長。
同年，晏陽初接到母親生病的消息，決定提前回國。臨行前，他到紐約與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副總干事福勒徹爾·柏克曼辭別。
后來，在《我發(fā)現(xiàn)東方》一書中，柏克曼回憶，他對前來辭行的晏陽初說：“你具有書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國經典的良好基礎，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國后當可迅速獲得領導地位，以為中國學人服務?！?/p>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陽初鄭重且決斷的答復：“不！我的未來早在法國為華工服務時就已經決定：有生之年獻身為最貧苦的文盲同胞服務，不為文人學士效力。”
平民教育為國固本
歸國后的晏陽初，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890年，晏陽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個書香之家，自小，他就從父親那里接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10歲時，被父母送到新式學堂學習。學堂的老師為英籍牧師，晏陽初因此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是晏陽初很小的時候就會背誦的一句話。但他說，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國家后，這句話才成為自己內心的信仰。
他認為，中國人對于讀書觀念，常有一根本謬誤，以為讀書是讀書人的專業(yè)，其他的人可不必讀書。結果，全國四萬萬人中，有三萬萬以上的文盲，名為20世紀共和國的主人翁，實為中世紀專制國家老愚民。當今世界為民族智識的戰(zhàn)場，讓目不識丁的民族和飽受教育的民族相競爭，瞎子斗不過明眼人，是何等明顯的事理。
他痛感：“舉國之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戰(zhàn)；輕視公義，而重視私情，其團結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國民，來建設20世紀的共和國家，無論采用何種主義，施行何種政策，一若植樹木于波濤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認為，中國的問題雖然復雜，但必須先從發(fā)生問題的“人”上去求：因為社會的各種問題，不自發(fā)生，自“人”而生，發(fā)生問題的是“人”，解決問題的也是“人”，故遇著有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其障礙不在問題的自身，而在惹出此問題的人。
1923年，晏陽初發(fā)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總會)。平教總會的董事長為熊朱其慧，晏陽初任總干事。執(zhí)行董事共9人，包括張伯苓、蔣夢麟、陶行知、張訓欽、陳寶泉、周作民等。
平教總會的“平民文學委員會”，則由胡適、錢玄同、林語堂、趙元任等組成，顯示了晏陽初推動的平民教育運動的號召力。
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陽初與同道一起，編寫了《農民千字課》《士兵千字課》《市民千字課》等教材，奔走南北開展平民教育，讓成千上萬的人不再是文盲。
數(shù)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響。
1928年5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與會的蔡元培與各省市教育廳長及專家學者70余人，采納平教總會提出的計劃，擬定了在全國分期施行民眾教育的草案。
平教總會經過數(shù)年摸索，將平民教育的內容分為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與公民教育三端；實施步驟分三期：縣試驗期，省實驗期，全國推行期。這一計劃，完全被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在提案中所采納。
光耀史冊的定縣試驗
1926年10月，幾個穿藍布長衫的人來到定縣翟城村。他們找到當時的村長米老吉，拿出該村開明鄉(xiāng)紳米迪剛從北京寫的介紹信，與米老吉相商：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想在翟城村做平民教育與農場試驗，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對晏陽初與平教總會有所耳聞，加之有米迪剛的介紹，于是同意拿出村西頭的40畝地、一口井，供平教總會使用。
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定縣鄉(xiāng)村建設試驗，就這樣拉開序幕。
定縣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約250公里，在保定與石家莊之間。翟城村位于定西東部，當時共有368戶、2186人，其中米姓占多數(shù)。清末民初，鄉(xiāng)紳米鑒三在村中興辦高等小學與女子學校，一切費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剛游學日本回來，有意學習日本鄉(xiāng)村的經驗，開展鄉(xiāng)村自治。因內戰(zhàn)迭起而計劃告吹，米迪剛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問國事。
不過，米家父子十幾年前的實踐卻吸引了晏陽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10年，他與平教總會的同事們已經認識到，教農民識字，只是很初級的一步。農村要振興，必須進行整個改造。在米迪剛的推薦下，晏陽初決定到翟城村，以其作為鄉(xiāng)村建設的試驗場。
從1926年到1936年，在晏陽初的帶領下，先后有500多人從北京移居定縣，從事鄉(xiāng)村建設試驗工作。其中有1/3的人或因不耐艱苦、或因自感不會與農民打交道，相繼中途離開。
晏陽初一家7口，于1929年從北京搬到定縣。住到翟城村的平教總會人員，與村民混居在一處，為的是如晏陽初所說，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個“小北京”。
500余人中，有許多是留洋歸來的碩士與博士，著名學者、作家。這么多的知識分子匯聚在一個村莊，所為何來？
當時，不要說翟城村，就是定縣縣城內，也是塵土飛揚。住到翟城村的平教總會人員，連洗澡都需要回到縣城內。至于報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學教授少1/3。
定縣11年，晏陽初與他的戰(zhàn)友們留下了一份這樣的成績單：從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號中棉”及“平教棉”；改良白菜與梨樹，使之增產25%左右；引進波支改良豬，改良雞舍，同時輔以信用、運銷、購買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縣農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建立農村衛(wèi)生保健制度，設立村、聯(lián)村到縣的醫(yī)療體系，在全縣開展布種牛痘工作，控制了天花的流行；開展公民教育，進行農村自治試驗。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河北省成為我國國防前線，平教總會立即編印國難教育叢刊，以講演、故事、小說、詩歌、戲劇、圖畫等體裁，砥礪國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1937年，在日寇大舉入侵下，平教總會被迫撤離定縣，到大后方繼續(xù)從事鄉(xiāng)村建設工作。
《劍橋中華民國史》在談到民國時期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時，如是評論：“從總體上看，各種鄉(xiāng)村建設試驗最終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們迅速煙消云散。保留下來的只是人們對鄉(xiāng)村社會是國家建設的根本這一見解的廣泛興趣?！?/p>
而時間已經證明，晏陽初們的精神遺產，并未煙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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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