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族社會制度
怒族在很久以前即已形成以父家長為主的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但同時，原始的氏族、家族以及村落公社仍然不同程度的保存著。有些地區(qū)如碧江原第九行政村、普樂鄉(xiāng)、老母登鄉(xiāng)則還比較顯著地保存著氏族組織和圖騰崇拜，氏族血緣紐帶還起著維系整個氏族共同利益的作用；福貢木古甲、固泉等村的怒族則還明顯地保存父系大家族組織，一個村落基本上是由一個父系家族組成的；有些村落如知子羅、老母登、普樂、果課等則是由幾個不同的氏族及家族組成的，這樣便形成了許多村落公社。
怒江怒族村寨不論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公社，或以地緣為紐帶的農村公社，個體家庭已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單位。如碧江九村的10個家族公社，每個公社都包括10至20戶的個體家庭。公社有家族長，稱“阿沙”，后來的村社長也沿用這一名稱。阿沙不是正式選舉產生的，一般都以輩分較高、有威信、受尊敬的長者擔任，職責為處理公社內外公共事務，調解成員間的糾紛。阿沙通常兼作公社中的巫師，主持宗教祭祀。
家族之上的氏族，在怒族社會里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并只有一些殘余現(xiàn)象。碧江怒語稱氏族為“起”，福貢怒語稱氏族為“休戚”，貢山怒語稱氏族為“勒”，即同一個始祖所傳的后裔都可稱為一個氏族。氏族保有一些圖騰名稱，各個氏族對于他們的氏族圖騰都有各種不同的傳說。碧江原第九行政村四個家族分屬兩個氏族，一個蜂氏族叫“斗霍”，另一個虎氏族叫“達霍”。這兩個氏族在歷史上有密切關系，還殘留有共同的祭祀崇拜儀式。氏族中實行父子連名制，其形式與今日大小涼山彝族及元陽縣哈尼族的父子連名制相同。斗霍氏族能追溯到四十一代祖先的名字，約一千年的歷史。但貢山、福貢兩縣的怒族沒有氏族圖騰與父子連名制，在社會組織、生活習俗上與碧江怒族都有一些差異。
各個家族公社或村社，基本上是一個獨立單位，互不統(tǒng)屬，各自為政。家族公社碧江怒語稱之為“谷”，福貢怒語稱之為“體康”，即為同一父系祖先所傳的后裔所形成的一個共同體。如碧江第九行政村“斗霍”“達霍”兩個氏族之下又分為“俄皮谷”“俄哈谷”“俄則谷”“俄衣谷”等四個父系大家族；福貢木古甲鄉(xiāng)努族的“仆納慶”氏族之下又分為“次邦”“谷乃比”“夏鄂”“拉騰”“西子里”等五個“體康”。村落公社碧江怒語稱之為“坑”，貢山怒語稱之為“克恩”。村落公社作為一個社會和經濟的組織，它具有下列特征：各個村社都根據(jù)山嶺、溪谷等作為疆界，每一個村社一般包括兩個以上的不同氏族和不同家族的成員組成，其他成員遷入村社內居住必須征得村社頭人的同意，村社成員通過共同占有耕地，互相協(xié)作，共同承擔這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義務而密切聯(lián)結在一起；村社成員享有自由開墾共有荒地、捕獵野獸和采集野菜的權利，有共同的節(jié)日和習慣法準則，祭祀共同的山靈和樹神，政治上是由各氏族和家族長組成臨時性的“村社會議”，共同推選一個首領擔任村社頭人。
歷史上曾有過氏族或村寨聯(lián)盟，如在遇到人身傷害或重大敵對行為時，受害的一方可以“血族復仇”的方式向對方發(fā)出木刻，通知舉行械斗，具有血緣親族關系的同一氏族、同一家族甚至同一村落的成員都有義務參加械斗。此時如遇有整個氏族、家族的行動，則往往以血族友好的幾個氏族或家族結成暫時性的軍事聯(lián)盟，來共同抵御敵方。如1880年至1900年間，福貢木古甲、固泉、木楞三村曾聯(lián)合起來，與傈僳族發(fā)生過四次較大的械斗事件，但事后這種聯(lián)盟也就解體了，表明家族、村社之上還沒有產生過永久性的組織。
1912年前，怒族內部除了氏族及村社頭人“阿沙”之外，還有維西康普、葉枝土司(納西族)委派的伙頭。這些伙頭大都是原來的氏族、村社的頭人。1908年，清官員夏瑚為了消除土司的影響，重新委派一批怒、傈僳族頭人充當“怒管”或伙頭，但各“怒管”、伙頭仍然互不相屬，照舊是一些以村社為單位的獨立小集團。1912年云南地方政府的殖邊隊進駐怒江后，建立了行政委員公署，并從1914年起逐步實行保甲制度，把原來的怒管、伙頭委任為鄉(xiāng)、保、甲長，原來較為分散的“怒管”及伙頭制度逐漸被統(tǒng)一在保甲制度下。
基督教傳入后，某些信仰基督教的氏族、村社頭人又成為教會的“馬”(傳教士)或“密枝扒”，這樣又形成了政治和宗教兩位一體的頭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