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視野下的達斡爾族文化傳承
2017年11月，第14屆蒙古族服裝服飾藝術節(jié)上，達斡爾族傳統(tǒng)服飾綻放于呼和浩特的舞臺上。 資料圖片
上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認為傳承達斡爾族文化是政府和專家學者的事情；21世紀前10年，人們認為傳承達斡爾族文化，各地達斡爾學會是新生力量；如今，各類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文化微信群層出不窮，所有熱愛民族文化的人都可以通過鍵盤或拍照的形式，記錄下傳統(tǒng)文化的變遷。這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書寫“民族志”的新時代。
新吉瑪與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復興
今年7月，筆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新吉瑪?shù)奈恼隆哆_斡爾民族手工藝文化的挖掘、研究與傳承》，文中介紹了她為傳承達斡爾族刺繡文化所作的努力：一是她向母親學習繡荷包，間接學習外祖母的刺繡技能；二是她向周圍手藝人吳英花、斯布樂瑪學習并與之合作；三是她培訓學員，這種傳承方式已超越家庭傳承，以一種廣闊的胸懷去發(fā)展達斡爾族刺繡文化。
新吉瑪?shù)倪_斡爾族服飾設計，難得的是深入挖掘傳統(tǒng)文化元素。她研究老年人的繡法，探究外祖母遺留下來的鞋面，成功地繡出幾乎一樣的作品；她還原書上記載的女性“滿式達斡爾頭飾”，制作男性元寶帽；她研究傳統(tǒng)刺繡方法，記錄了繡法的達斡爾語稱呼，如伊樂嘎提薩比（平繡）、得日斯樂吉襖衣貝（纈繡）、述日庫貝（盤繡）、好么撇么樂伊樂嘎（折疊繡），還有鎖繡、堆繡等技法名稱。
達斡爾族文化豐富多彩，但達斡爾人記錄本民族文化的歷史并不長，流傳下來的文化史料不夠豐富。據(jù)了解，達斡爾人撰寫的第一本史書是花靈阿的《達斡爾索倫源流考》，距今僅有170多年。
對于達斡爾族來說，對本民族文化的全面體認，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達斡爾被確立為單一民族以后的事情，距今不到70年時間。近70年來，達斡爾族的文化水平與時俱進。盡管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到來，民族文化受到了沖擊，但達斡爾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搶救與保護中來。
達斡爾族文化僅靠口耳相傳，曾有過斷裂的現(xiàn)象。不過，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流動中發(fā)展的，我們既不能盲目地崇古，也不能忽略傳統(tǒng)，而應該盡可能把祖輩們留下的東西記錄好，如能傳承且創(chuàng)新則更好。
新吉瑪?shù)热司褪菗尵?、保護與傳承達斡爾族文化的重要參與者，她在探索一條達斡爾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之路。過去，我們對民族文化重視不足，未能充分認識到它的價值。如今，新吉瑪?shù)热送ㄟ^各種方式傳承達斡爾族優(yōu)秀文化，這種努力值得尊重。
《莫日根姐姐》與民族文化傳承
去年，微信“達斡爾族文化藝術群”展開了關于歌曲《莫日根姐姐》的討論。這是達斡爾族婦女跳“哈肯麥”時唱的歌曲，廣泛流傳于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地區(qū)。對于這首歌，到底是“莫日根額克”，還是“莫日根姐姐”，大家發(fā)表了不同的看法。
“莫日根”是英雄、獵手之意，“額克”是姐姐之意，“莫日根額克”就是獵人的姐姐。用達斡爾語“莫日根”與漢語“姐姐”組合而成“莫日根姐姐”，這兩種語言混合在一起是否妥當？
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斡爾族區(qū)哈拉新村景區(qū)工作人員烏嫩庫齊介紹，老藝人都唱“莫日根額克”，個別年輕人唱“莫日根姐姐”，并且現(xiàn)在有一種趨勢，以前唱“莫日根姐姐”的人正在改唱成“莫日根額克”。達斡爾族民歌類書籍都把這首《莫日根姐姐》命名為《杭給》或《莫日根姐姐》。
但討論還沒有結束。有人認為，“莫日根額克”中的“額克”是“哲哲”的音變而來，原型是“莫日根哲哲”，是模仿獵人驅放獵鷹時發(fā)出的吶喊聲。答案到底是什么？這需要達斡爾族民歌方面的專家學者深入研究。事實上，達斡爾族文化藝術在傳承過程中，有一些內容已很難弄清它的真面目。比如，達斡爾族薩滿祭詞中的一些含義，已很難解釋清楚了。
不久前，筆者參加了一次納西族東巴文化講座，在討論中大家提到，東巴經有很多內容是不可翻譯的，彝族畢摩經書里也有不可翻譯的情況。也就是說，有些內容在傳播過程中有一定的神秘性，或者說保密性，需要留白，不作解釋。如果這種認知具有普遍性，那么達斡爾族薩滿祭詞存在很難翻譯的地方就不難理解了。同樣，達斡爾族民歌中一些很難解釋的詞句也可能屬于這種情況。
這樣講并非強調民族文化的神秘性，我們應該對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因為對于沒有文字的人口較少民族來說，先人們積累文化十分不易。
我們希望能繼承祖先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有些文化與我們漸行漸遠，有些文化可以繼承，有些文化也可以改造、創(chuàng)新。
《伊如木罕》與民族志寫作
前段時間，筆者讀到蘇雅的文章《伊如木罕》，頗有感觸。這篇文章文風質樸，敘述風格淡定，情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無疑是一篇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
《伊如木罕》主要講述了作者的姥爺和奶奶面臨人生歸途時的態(tài)度。面對生死之事，達斡爾族人的心態(tài)與普天下人的心態(tài)是一樣的，而其中的不同，也許就是在準備歸途的過程中，他們所體現(xiàn)的對天地鬼神的認知。
“伊如木罕”是達斡爾語，漢語譯為“閻王”或“地獄”“陰間”。在《伊如木罕》中，蘇雅對奶奶準備“歸途”的過程描述得十分細致：奶奶50多歲就開始細心準備這些物品，從7件套殮衣布料到用小布袋裝好入殮時的各種物品……作者無意于創(chuàng)作一篇民俗文章，而是要通過姥爺、奶奶的生死觀來表達自己對生死的態(tài)度，這在文章末尾說得很清楚：“我這種從容面對死亡的心態(tài)應該是姥爺、奶奶熏陶出來的吧……死亡是任何人躲不了的結局，與其談虎色變，不如坦然去面對。”
這樣的講述，已經具有了民俗學價值。達斡爾族葬禮民俗，以往我們都是從民間故事、百科詞典、調研資料中獲取，這樣的具體講述很少。尤其令人驚異的是，文章提到了“大醬塊”。據(jù)了解，“大醬塊”出現(xiàn)在民間傳說《尼山薩滿》中。《尼山薩滿》是在東北達斡爾、滿、鄂溫克、鄂倫春、赫哲、錫伯等民族中廣泛流傳的故事，在達斡爾族社會中具有廣泛的基礎。
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意義在哪里？當一個作家拿起筆來時，應該站在一個客觀角度進行書寫，他要記住自己作家的身份及其使命。這種身份是廣義的作家而非狹義的民族作家，至于他筆下寫什么，是否寫了他的民族，那只是一個客體對象。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某個民族沒有出現(xiàn)大作家，就說這個民族的文學土壤不夠豐富。無論哪個民族，哪怕是人口較少民族，同樣會產生優(yōu)秀的作家和優(yōu)秀的作品。達斡爾族作家李陀、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已經用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
人口較少民族文學還具有民族志意義。一個民族的文化選擇應交給這個民族的百姓來定奪。老百姓有文化選擇權，他們作出的種種文化選擇，本身也屬于文化發(fā)展。對于愛好寫作的人來說，拿起筆記錄時代的變遷，就是他們的使命。當一些民風即將消失時，人們記錄下曾經的生活畫面，就是對歷史、對祖先的尊重。
當今社會的急劇變化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幸運的是，很多人已經加入到傳承民族文化的行列中來。達斡爾族民間文化活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此起彼伏、綿延不斷，這是社會的進步。人們關注自己的群體，關注身邊的文化，尋找作為主人的主體存在感，這是民族文化的覺醒。我們欣喜地看到，達斡爾族文化在覺醒，更應該積極地對其鼓勵、引導，讓更多的達斡爾族文化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
?。ㄗ髡呦抵袊鐣茖W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民族報
